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：夫子的权衡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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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    nbsp孔子在杏坛的槐树下，望着颜渊整理竹简的背影，忽然开口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nbsp颜渊停下手中的韦编，抬头应道：“夫子之道，渊愿行之；若不被用，藏于箧笥亦甘。”nbsp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，握着腰间的剑问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nbsp孔子转过身，目光落在他的剑柄上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《论语?述而》记载的这段对话，像一把双刃剑，一面刻着nbsp“行藏”nbsp的处世智慧，一面铸着nbsp“智勇”nbsp的行事准则。“用之则行”nbsp是进取的担当，“舍之则藏”nbsp是退守的坚守；“临事而惧”nbsp是审慎的态度，“好谋而成”nbsp是智慧的实践。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到后世的践行，这种nbsp“行藏有度，智勇相济”nbsp的智慧，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指南。
    nbsp一、用之则行：担当的勇气
    nbsp“用之则行”nbsp的nbsp“用”，是被任用、被信任，《说文解字》“用，可施行也”，指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；“行”nbsp是践行、推行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行，人之步趋也”，引申为施展主张。孔子的nbsp“行”nbsp不是盲目的进取，而是nbsp“道”nbsp的实践nbsp——“士志于道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，当nbsp“道”nbsp有机会推行时，便nbsp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（《论语?宪问》），这种nbsp“行”nbsp带着明确的价值指向，如《周易?乾卦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进取是对天道的呼应。
    nbsp春秋时期的nbsp“用”nbsp与nbsp“行”，常与政治机遇绑定。孔子五十一岁任中都宰，“制为养生送死之节，长幼异食，强弱异任”（《孔子家语?相鲁》），这是nbsp“用之则行”nbsp的初试；五十六岁nbsp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，参与齐鲁夹谷之会，以周礼挫败齐国阴谋，“归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”，这是nbsp“行”nbsp的高峰。他的nbsp“行”nbsp有清晰的路径：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政务，从礼仪规范到政治革新，步步围绕nbsp“克己复礼”nbsp的核心，正如《论语?子路》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“行”nbsp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。
    nbsp“行”nbsp的本质是nbsp“道济天下”nbsp的担当。《论语?公冶长》记载子贡问：“赐也何如？”nbsp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nbsp曰：“何器也？”nbsp曰：“瑚琏也。”nbsp瑚琏是宗庙重器，而孔子期待的nbsp“行”nbsp不止于器物之用，而要nbsp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。当冉有问nbsp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”，孔子答nbsp“教之”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，从富民到教民，展现nbsp“行”nbsp的层次nbsp——nbsp不仅解决物质需求，更要提升精神境界，这种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利。
    nbsp“行”nbsp的考验在逆境中更显珍贵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“斥乎齐，逐乎宋卫，困于陈蔡之间”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却始终nbsp“讲诵弦歌不衰”。在陈绝粮时，子路愠怒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nbsp孔子答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（《论语?卫灵公》）这种nbsp“穷而不滥”nbsp的坚守，让nbsp“行”nbsp突破了外在条件的限制nbsp——nbsp即使不被任用，内心的nbsp“道”nbsp仍在践行，正如《周易?困卦》“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唯君子乎”，困境中的nbsp“行”nbsp是精神的坚守。
    nbsp二、舍之则藏：退守的智慧
    nbsp“舍之则藏”nbsp的nbsp“舍”，是不被任用、被舍弃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舍，市居曰舍”，引申为放弃、不用；“藏”nbsp是收敛、蕴蓄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藏，匿也”，指将才能与主张收敛起来。孔子的nbsp“藏”nbsp不是消极的逃避，而是nbsp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（《论语?公冶长》）的从容，如《周易?坤卦》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退守是对时机的尊重。
    nbsp“藏”nbsp的表现形式多样，核心是nbsp“守道不辱”。孔子晚年返鲁，“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这是nbsp“藏”nbsp的政治选择；他nbsp“退而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”，删订六经，这是nbsp“藏”nbsp的文化实践。《论语?子罕》“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nbsp即使到蛮荒之地，“藏”nbsp的也是君子之道，而非随波逐流。
    nbsp“藏”nbsp与nbsp“隐”nbsp的区别在于nbsp“心不隐”。《论语?微子》记载的nbsp“隐者”nbsp如长沮、桀溺，主张nbsp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”，是彻底的归隐；而孔子的nbsp“藏”nbsp是nbsp“道在己身”nbsp的坚守nbsp——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（《论语?子罕》），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，只是不强行推行。这种nbsp“藏”nbsp如《礼记?中庸》“道其不行矣夫”nbsp的叹息，带着对现实的清醒，却无对理想的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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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“藏”nbsp的价值在长远传承。孔子整理六经，使nbsp“文武之道”nbsp不至于nbsp“坠于地”（《论语?子张》），这种nbsp“藏”nbsp比一时的nbsp“行”nbsp更具生命力。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评价nbsp“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”，他的nbsp“藏”nbsp为后世nbsp“行”nbsp奠定了基础nbsp——nbsp孟子nbsp“言必称尧舜”，董仲舒nbsp“独尊儒术”，朱熹nbsp“集注四书”，都是对孔子nbsp“藏”nbsp的继承与发扬，正如《周易?系辞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“藏”nbsp是nbsp“通”nbsp与nbsp“久”nbsp的过渡。
    nbsp三、惟我与尔：颜渊与孔子的共鸣
    nbsp颜渊能与孔子共鸣nbsp“行藏”nbsp之道，源于其nbsp“安贫乐道”nbsp的境界。《论语?雍也》“子曰：‘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nbsp这种nbsp“乐”nbsp不是对贫困的麻木，而是对nbsp“道”nbsp的专注nbsp——“用之”nbsp时能nbsp“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“舍之”nbsp时能安于陋巷，正如《孔子家语?颜回》记载他nbsp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情绪与行为的稳定使他能从容应对进退。
    nbsp颜渊的nbsp“行”nbsp体现在对nbsp“仁”nbsp的追求。他问nbsp“仁”，孔子答nbsp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?颜渊》），他回应nbsp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”，将nbsp“行”nbsp落实到具体的克己实践；当孔子称赞nbsp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可见其nbsp“行”nbsp的持续性。这种nbsp“行”nbsp不依赖外在认可，而源于内在自觉，与孔子nbsp“为仁由己”（《论语?颜渊》）的主张完全契合。
    nbsp颜渊的nbsp“藏”nbsp展现nbsp“不怨天尤人”nbsp的修养。《论语?宪问》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”，这虽是孔子的自述，却可用来形容颜渊。他在nbsp“用之”nbsp无望时，从未抱怨nbsp“世无知己”，而是nbsp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（《论语?子罕》）地钻研学问，这种nbsp“藏”nbsp不是消极等待，而是积极蓄能，如《周易?乾卦》“潜龙勿用”，潜藏是为了时机成熟时的nbsp“飞龙在天”。
    nbsp孔子与颜渊的共鸣，是nbsp“道同”nbsp的默契。《论语?先进》记载nbsp“子曰：‘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nbsp这种nbsp“不说”（悦）不是盲从，而是深刻理解后的认同nbsp——nbsp对nbsp“行藏”nbsp之道的共同领悟，使他们超越师生关系，成为精神上的同道。正如《礼记?学记》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，颜渊是孔子nbsp“行藏”nbsp之道的最佳知音。
    nbsp四、子路之问：勇与谋的辩证
    nbsp子路问nbsp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”，源于其nbsp“好勇”nbsp的特质。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“子路性鄙，好勇力，志伉直，冠雄鸡，佩豭豚”，这种勇武使他在战场上无畏，却也让他对nbsp“行藏”nbsp中的nbsp“藏”nbsp缺乏理解。他关注的是nbsp“行三军”nbsp的伙伴，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，却未深思nbsp“勇”nbsp的边界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nbsp“智勇相济”nbsp提供了契机。
    nbsp“暴虎冯河”nbsp的批判，指向nbsp“勇而无谋”nbsp的危险。“暴虎”nbsp是徒手搏虎，“冯河”nbsp是徒步过河（《尔雅?释训》“冯河，徒涉也”），都是鲁莽之举。孔子批评这种nbsp“死而无悔”nbsp不是真正的勇，而是nbsp“匹夫之勇”（《孟子?梁惠王下》）。《论语?阳货》记载孔子告诫子路nbsp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”，强调勇需以义为准则，否则会酿成祸乱。
    nbsp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nbsp的提出，确立nbsp“智勇相济”nbsp的标准。“临事而惧”nbsp不是恐惧，而是nbsp“戒慎恐惧”（《礼记?中庸》）的审慎，如《孙子兵法》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nbsp的战前评估；“好谋而成”nbsp是重视谋划以达成目标，如《论语?述而》“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”，谋是勇的导航。这种nbsp“惧”nbsp与nbsp“谋”nbsp的结合，使勇从盲目变为理性，如《周易?师卦》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”，军事行动需纪律与谋划，否则凶险。
    nbsp子路后来的成长，体现对nbsp“好谋”nbsp的践行。《左传?哀公十五年》记载，子路在卫国政变中，面对蒯聩的叛乱，不是贸然冲锋，而是nbsp“结缨而死”——nbsp系好帽缨再战斗，既保持了君子尊严（勇），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（谋）。孔子听闻后nbsp“哭之恸”，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，实现了nbsp“好谋而成”nbsp的精神成长。
    nbsp五、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：从孔门到后世
    nbsp孟子对nbsp“行藏”nbsp的发展，提出nbsp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（《孟子?尽心上》）。“达则兼济”nbsp是nbsp“用之则行”nbsp的扩展，不仅个人施展抱负，更要nbsp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；“穷则独善”nbsp是nbsp“舍之则藏”nbsp的深化，在不被用时仍nbsp“修身见于世”。孟子见梁惠王、齐宣王时nbsp“说之以仁政”，是nbsp“行”；被拒后nbsp“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”，是nbsp“藏”，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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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汉代的张良，堪称nbsp“行藏”nbsp的典范。辅佐刘邦时nbsp“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”（《史记?高祖本纪》），是nbsp“用之则行”；汉朝建立后nbsp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”（《史记?留侯世家》），是nbsp“舍之则藏”。他的nbsp“行”nbsp有谋，“藏”nbsp有度，既避免了韩信nbsp“兔死狗烹”nbsp的结局，又保全了功名，正如《史记?留侯世家》“子房之术，可谓审矣”，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。
    nbsp唐代的魏征，以nbsp“行”nbsp为主，却不失nbsp“藏”nbsp的智慧。辅佐唐太宗时，“犯颜直谏”nbsp二百余事，推动nbsp“贞观之治”，是nbsp“用之则行”；他深知nbsp“伴君如伴虎”，晚年nbsp“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，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”（《旧唐书?魏征传》），既保留直谏记录（行），又避免过度张扬（藏）。这种nbsp“行而有节”nbsp的智慧，使他成为nbsp“一代名相”，善始善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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