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章 白莲教起川陕乱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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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正月，湖北枝江，数百名头裹白布的教徒手持刀矛，呼喊着“官逼民反”的口号冲进县城，捣毁衙署，开仓放粮。这场民变，后来发展成席卷川陕楚三省、撼动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白莲教大起义。
    nbsp白莲教的源头可追溯至南宋初年的“白莲宗”，本为佛教净土宗分支，因倡导“弥勒下生”“明王出世”的救世思想，在底层民众中颇具号召力。元代以后，它逐渐与明教、道教等融合，成为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，“每遇荒年，民多相从”（《明史·韩林儿传》）。
    nbsp清代前期，白莲教虽屡遭禁绝，却在民间潜滋暗长。乾隆年间，其支派遍布川陕楚豫，尤以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大巴山区最为活跃。这片区域山林密布，土地贫瘠，聚集了大量从各省流亡而来的流民——他们或因土地被兼并，或因灾荒逃难，“扶老携幼，千百为群，到处络绎不绝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千四百七十三）。这些流民无地可种，无籍可入，只能靠开垦荒山、受雇为佃农为生，却还要承受官府的苛捐杂税与地主的盘剥。
    nbsp白莲教恰恰为这些苦难者提供了精神寄托与互助网络。教首们以“真空家乡，无生老母”为核心教义，宣称入教可“消灾避祸”“共享太平”，并通过“吃斋、念经、互助”凝聚人心。教内实行“男女平等”“财货共通”，教徒之间“穿衣吃饭，不分彼此”（严如熤《三省边防备览》），这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流民而言，不啻为绝境中的希望。
    nbsp乾隆后期，教首们开始暗中积蓄力量。湖北襄阳的齐林、姚之富，四川达州的徐天德，陕西兴安的冯得仕等，各自发展教徒，打造兵器，约定“弥勒佛转世，当辅牛八（‘朱字隐语，暗指反清复明）”。他们的活动虽隐秘，却已如干柴遍布，只待一星火种。
    nbsp白莲教起义的爆发，直接导火索是清廷的“教匪清查”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湖北荆州知府于成龙（与康熙朝名臣同名）查获当地白莲教活动，上奏朝廷。乾隆帝晚年好大喜功，视民间教门为心腹大患，当即下令“严密查拿，勿使滋蔓”。
    nbsp然而，地方官吏借“查教”之名，行敲诈勒索之实。“州县吏役，乘查拿教匪，肆行掳掠，良民稍有赀财者，莫不遭其荼毒”（魏源《圣武记》）。在湖北襄阳，官员宣称“不论习教不习教，只论给钱不给钱”，百姓若不缴纳“赎罪银”，便被指为教匪，轻则鞭笞，重则斩首。有记载称，某县官吏“将无辜百姓数千人指为教匪，尽行屠戮，家产抄没”（《剿平三省邪匪方略》）。
    nbsp这种“官逼民反”的局面，让白莲教的号召愈发有力。齐林之妻王聪儿（后成为起义军核心领袖）曾痛斥：“吾辈本无反意，奈官吏步步紧逼，不反亦死，反亦死，不如拼死以求一线生机！”嘉庆元年正月，齐林因密谋起义事泄被杀，王聪儿遂与姚之富在襄阳黄龙珰（dāng）举事，“旬日之间，聚众数万”，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。
    nbsp王聪儿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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