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章 白莲教起川陕乱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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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义后，川陕楚各地教徒纷纷响应，形成燎原之势。湖北境内，张正谟在长阳起义，林之华在来凤举事；四川境内，徐天德在达州起义，冷天禄在东乡（今宣汉）响应；陕西境内，冯得仕在安康起义，龙绍周在紫阳起事。各路义军以布为号，故称“白号军”“蓝号军”“黄号军”等，彼此呼应，声势浩大。
    nbsp起义军初期采取流动作战策略，利用大巴山区的险峻地形与清军周旋。他们“忽分忽合，忽南忽北”，时而奇袭州县，时而潜伏山林。王聪儿与姚之富率领的襄阳义军最为精锐，曾转战湖北、河南、陕西三省，“日行数百里，清军疲于奔命”。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他们一度逼近西安，吓得清廷急调京营八旗驰援。
    nbsp义军的成分极为复杂，既有贫苦农民、流民，也有破产手工业者、矿工，甚至部分被裁汰的绿营兵。他们提出“兴汉灭满”“杀官放粮”的口号，每到一地，便“焚署劫狱，开仓济贫”，得到底层民众广泛支持。据记载，陕西某县义军“所过之处，百姓壶浆以迎，青年多从军者”（《秦疆治略》）。
    nbsp面对起义浪潮，清廷起初并不重视，认为“乌合之众，不难扑灭”。乾隆帝虽已禅位为太上皇，仍掌控实权，命陕甘总督宜绵、湖广总督毕沅等率军镇压。但清军此时早已腐朽不堪：八旗兵“耽于安逸，疏于训练”，绿营兵“克扣军饷，畏战避战”，将领多“虚报战功，克扣粮饷”。
    nbsp清军的镇压手段极为残酷，“大兵所至，烧杀掳掠，与贼无异”（《清史稿·额勒登保传》）。在四川，某将领竟下令“不分良莠，一概屠戮”，导致“民皆怨愤，反助贼势”。这种“以杀止乱”的策略，反而将更多百姓推向起义军阵营。
    nbsp嘉庆帝亲政后（1799年，乾隆去世），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撤换主帅，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，统一指挥各路清军，并推行“坚壁清野”政策：在川陕楚边境修筑堡垒，将百姓强行迁入，断绝义军补给；同时悬赏捉拿义军首领，瓦解其内部。这一政策虽有成效，却也造成“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”的惨状，进一步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。
    nbsp白莲教起义的高潮在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后逐渐消退。这年三月，王聪儿、姚之富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围困，突围无望后跳崖自尽，年仅二十二岁。此后，徐天德、冷天禄等首领也相继战死，义军余部在川陕山区坚持游击战，直至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才被彻底镇压。
    nbsp这场历时九年的起义，给清王朝带来沉重打击：清军损失近十万人，耗费军饷超过二亿两白银（相当于清廷五年财政收入），“国库存银为之一空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打破了“康乾盛世”的虚假繁荣，暴露了清廷吏治腐败、军备废弛、民生凋敝的深层危机，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。
    nbsp魏源在《圣武记》中评价：“白莲教之役，川陕楚之民死者数百万，清廷元气大伤，此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，不可遏止。”
    喜欢。

第32章 白莲教起川陕乱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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