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四库全书纂修始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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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; nbsp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及注释，分为易、书、诗、礼、春秋、孝经、五经总义、四书、乐、小学10类，体现“经为万世之纲”的思想；史部收录历史着作，分为正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史钞、载记、时令、地理、职官、政书、目录、史评15类，涵盖了中国史学的全貌；子部收录诸子百家及科技着作，分为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杂家、类书、小说家、释家、道家14类，反映了古代学术的多元性；集部收录文学作品，分为楚辞、别集、总集、诗文评、词曲5类，汇集了历代文学精华。
    nbsp每部书收录前，均由纂修官撰写提要，“论其得失，辨其真伪，定其版本”，最后由纪昀统一润色，汇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200卷，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书目着作。纪昀在《总目提要·序》中阐述其编纂宗旨：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使千百年之载籍，总汇于一编，以备稽考。”
    nbsp至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抄写完成，共收录书籍3461种，卷，分装册，总字数约8亿字，装订成黄色经折装，经部用青绢封面，史部赤绢，子部白绢，集部黑绢，象征“春夏秋冬”四季，极为考究。
    nbsp乾隆帝深知“书成之后，当广存副本，以防散佚”，遂决定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建筑形制，在全国修建七座藏，分藏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七阁分为“内廷四阁”和“江南三阁”，nbsp内廷四阁包括：
    nbspnbsp文渊阁：位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北侧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建成，藏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供皇帝随时阅览。
    nbspnbsp文溯阁：位于沈阳故宫，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建成，藏第二部，象征清廷对东北发祥地的重视。
    nbspnbsp文源阁：位于圆明园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建成，藏第三部，毁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英法联军之火。
    nbspnbsp文津阁：位于承德避暑山庄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建成，藏第四部，现藏国家图书馆。
    nbsp江南三阁包括：
    nbspnbsp文宗阁：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，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建成，藏第五部，毁于太平天国战乱。
    nbspnbsp文汇阁：位于江苏扬州大观堂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建成，藏第六部，同样毁于太平天国战乱。
    nbspnbsp文澜阁：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建成，藏第七部，战乱中部分散佚，后经补抄恢复完整。
    nbsp七阁均“仿天一阁之制，前有池，后有山，阁分六间，取‘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之意，以避火灾”（《南巡盛典》卷三十一）。其中江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抄阅，“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，许其呈明，赴阁抄录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千一百七十九）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。
    nbsp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，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空前壮举，但其影响却具有鲜明的双重性。
    nbsp从积极方面看，它系统整理了历代典籍，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。许多失传已久的书籍，如《旧五代史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，均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得以重见天日。全书的分类与提要，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，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，便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有直接关联。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：“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使中国传统学术得以系统总结，其功不可没。”
    nbsp从消极方面看，它的思想审查造成了文化灾难。大量具有反清思想、民族意识的书籍被销毁，导致许多珍贵文献永久失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压制了思想活力，使清代学术逐渐陷入考据的窠臼，缺乏创新精神。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》中尖锐指出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，因为他们变乱旧式，删改原文。”
    nbsp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随着最后一部《四库全书》抄成，这场历时18年的文化工程宣告完成。此时的乾隆帝已年过八旬，站在文渊阁前，望着堆积如山的典籍，或许会想起自己当年的谕旨：“朕欲俾古今图籍，荟萃无遗，永昭文治之盛。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九百二）这一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，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却远非一部丛书所能涵盖。
    nbsp如今，幸存的四部《四库全书》（文渊阁本在台湾，文溯阁本在甘肃，文津阁本在北京，文澜阁本在杭州）已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。它们不仅见证着清代盛世的文治雄心，更警示着后人：文化的繁荣，既需要系统的整理与传承，更需要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精神。
    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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