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章 两宫垂帘同治继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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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监引至御座就坐，面对奏事大臣。
    nbsp听政流程严格而繁琐：每日卯时（清晨57点），军机大臣、各部堂官按品级排列于殿外等候；传召后，大臣至御座前跪奏，先叩拜皇帝，再转向幔后叩拜太后；奏事时需高声朗读奏折，重要事项需逐条解释；太后通过帘内太监传话，或直接发问，大臣跪着回应；最终决策以皇帝名义颁布，需加盖“御赏”“同道堂”二印方为有效。
    nbsp这种模式下，年幼的载淳是象征性存在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》中记载：“小皇帝常坐不住，有时会伸手去抓帘外的奏折，太后便在帘后轻声呵斥，他便立刻缩回手，茫然地望着大臣。”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两宫手中，其中慈禧因熟悉政务、思路清晰，逐渐成为决策的主导者，慈安则更多扮演“平衡者”角色。
    nbsp为巩固垂帘体制，两宫太后与奕欣构建了新的权力三角：太后掌最终裁决权，奕欣掌行政执行权（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为核心），地方则倚重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族督抚。这种架构既避免了权臣专擅（如肃顺），又吸纳了新兴政治力量，为平定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    nbsp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正月，清廷颁布《垂帘听政章程》，明确“各省奏折，均先呈两宫披览，再发军机大臣拟旨，然后请旨钤印”（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），将太后的权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。同时，奕欣被授予“议政王”头衔，食亲王双俸，其长女被接入宫中抚养，赐称“荣寿固伦公主”，以示恩宠。
    nbsp这种“太后主政、亲王辅弼”的格局，在初期展现出协同效应。奕欣主导的洋务运动得以启动，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获得更多粮饷支持，朝廷与地方的配合较咸丰时期显着改善。正如学者孟森在《清史讲义》中所言：“同治初年之政局，实乃晚清少有的稳定期，垂帘与议政王的配合，功不可没。”
    nbsp然而，权力的平衡始终脆弱。随着载淳日渐长大，慈禧对奕欣的猜忌渐生，慈安的存在也成为她独揽大权的阻碍。“同治”的和谐表象下，新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酝酿。
    喜欢。

第57章 两宫垂帘同治继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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