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章 太平军定都天京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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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破贼于连镇，擒林凤祥，磔之（分裂肢体的酷刑）。四月，破冯官屯，擒李开芳，诛之，北伐贼平。”北伐虽败，却牵制了清军主力，为西征创造了条件。
    nbsp西征军由胡以晃、赖汉英统领，于咸丰三年五月（1853年6月）溯江而上，旨在夺取安庆、九江、武汉等战略要地，控制长江中游。至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西征军先后攻克安庆、九江，并重占武汉，势力扩展至湖南。但在湘潭遭遇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，被迫退守九江。此后，石达开率军增援，于湖口大败湘军水师，“烧其战船百余艘，曾国藩仅以身免”（《湘军志》），西征局势得以扭转。至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太平天国已控制从武昌到镇江的长江沿线，形成“天京—安庆—九江—武汉”的战略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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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与此同时，清廷为围困天京，在南京东郊孝陵卫设立“江南大营”，由向荣统领；在扬州设立“江北大营”，由琦善统领。两大营互为犄角，对天京构成南北夹击之势。太平军与清军在天京外围展开反复拉锯，至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杨秀清调石达开、秦日纲等部回援，先后击溃江北、江南大营，暂时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军事威胁。
    nbsp天京定都标志着太平天国进入鼎盛时期，其控制区域涵盖苏、皖、赣、鄂等省，人口达数千万，形成与清廷对峙的“南北分治”局面。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曾访问天京，在报告中称：“城中秩序井然，居民对太平军多表顺从，市集虽不如往昔繁盛，然粮食供应尚可。”（《英国议会文书》）
    nbsp然而，定都后的太平天国也开始暴露危机。领导层生活腐化，洪秀全的天王府“周围十余里，墙高数丈，内外两重，外曰太阳城，内曰金龙城”（《金陵省难纪略》），杨秀清出行仪仗多达数千人，与起义初期的“平等”口号相去甚远。等级制度日益森严，“王爵”分封泛滥，至后期竟达两千七百余人，加剧了内部矛盾。
    nbsp更关键的是，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的交织，使决策机制陷入混乱。杨秀清多次借“天父下凡”压制洪秀全，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杨秀清以“天父”名义怒斥洪秀全：“尔与兄弟打江山，杀妖魔，何故在家耽延，不以国事为念？”（《天父下凡诏书》）这种权力斗争最终引发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的天京事变：洪秀全密令韦昌辉、石达开回天京诛杀杨秀清，韦昌辉却趁机滥杀无辜，屠戮东王府上下两万余人；石达开斥责韦昌辉残暴，反遭猜忌，被迫率十万精锐出走，后于大渡河畔覆灭。经此一变，太平天国元气大伤，“朝中无将，国中无人”（《李秀成自述》），太平天国自此由盛转衰。
    nbsp此后，洪秀全虽提拔陈玉成、李秀成等年轻将领苦苦支撑，一度收复苏南、浙东，形成“二次中兴”，但终究难挽颓势。清廷则以湘军、淮军为主力，展开全面反扑：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湘军攻陷安庆，天京失去西线屏障；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李鸿章淮军收复苏州，左宗棠楚军攻克杭州，天京沦为孤城。
    nbsp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正月，湘军合围天京，“掘长壕三十里，筑炮台百余座，昼夜炮击”（《湘军志》）。城内粮草断绝，“军民以野草、树皮为食，甚至有饿死者相枕藉”（《金陵记事》）。四月二十七日（6月1日），洪秀全病逝，其子洪天贵福继位，是为幼天王。七月十九日（8月19日），湘军曾国荃部以炸药轰塌太平门城墙，蜂拥而入，天京陷落。太平军将士展开巷战，“无一降者，至黄昏，城中火起，烈焰冲天，三日不绝”（《清史稿·曾国藩传》）。幼天王突围后在江西被俘，于南昌遇害；李秀成护送幼天王出城后被俘，写下数万字《自述》，详述太平天国兴衰，后被处死。
    nbsp南京城内的百姓，在战火中遭遇浩劫。汪士铎在《乙丙日记》中记载：“城破后，湘军肆行劫掠，纵火焚烧，昔日繁华街巷，化为焦土。百姓或死于兵戈，或流离失所，城中户口十去其九。”
    nbsp城破后，民间流传着“天国梦碎，不如归乡”的叹息，道尽这场农民运动的悲剧性结局。
    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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