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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章 官怯民勇显人心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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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道光二十一年四月(1841年5月),靖逆将军奕山的帅帐内,烛火摇曳,映照着一桌杯盘狼藉——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清军统帅,刚与幕僚们喝完“庆功酒”,庆祝一场子虚乌有的“夜袭胜利”。而几里外的英国舰队正摩拳擦掌,次日黎明,炮声将再次撕裂广州的天空。当清军在炮火中溃散时,广州北郊三元里的乡勇们正举起大刀长矛,用最原始的武器,打响了一场属于平民的抗英之战。
    nbsp1841年3月,奕山抵达广州时,英军已占据虎门炮台,兵临广州城下。道光帝给的谕令是“痛击英夷,收复失地”,但奕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(康熙帝曾孙),一生从未打过仗,到任后“终日宴饮,不问军务”,反而抱怨“粤民皆汉奸,不可信”(《筹办夷务始末》卷二十一)。他麾下的清军更是乌合之众:从各省调来的绿营兵“沿途劫掠,百姓避之不及”;八旗兵“佩刀骑马尚不稳,更遑论操炮”。
    nbsp幕僚们给奕山出了个“馊主意”:趁夜袭扰英舰,若能侥幸得手,便可谎报“大捷”。奕山大喜,于四月初一夜(5月21日)下令“火攻英舰”——派水勇乘坐小船,携带火箭、火罐,趁南风偷袭珠江中的英舰。不料当晚风向突变,火箭反而烧了自家小船,英舰警觉后开炮还击,清军水勇“未近敌舰便溃散”。
    nbsp次日黎明,英军发起报复。“威里士厘号”等十余艘战舰炮轰广州城,城墙被炸开数处缺口;陆军则从泥城登陆,直逼城北越秀山。清军在山上的炮台未战先溃,奕山吓得“从城墙缺口爬出,躲进巡抚衙门”。广州知府余保纯(曾协助琦善妥协)跪地哭求“速请和,否则城破在即”。
    nbsp四月七日(5月27日),奕山派余保纯与义律签订《广州和约》: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里;缴纳“赎城费”600万银元;奕山向英军“道歉”。为掩盖败绩,奕山上奏道光帝,谎称“英夷震慑天威,乞降求和,已缴银赔款”。道光帝竟信以为真,下旨“准其通商,罢兵息战”(《清宣宗实录》卷三百四十三)。这场荒唐的“抗英”,终以屈辱的妥协收场。
    nbsp屈辱的《广州和约》,点燃了广州民众的怒火。英军在广州城外“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”——据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》记载,英军在城北萧冈乡“调戏妇女,挖掘坟墓,抢走耕牛”,甚至“将婴儿挑在枪上取乐”。四月九日(5月29日),一股英军闯入三元里村,调戏村民韦绍光的妻子,被愤怒的村民围殴,打死数人。
    nbsp韦绍光知道英军定会报复,连夜召集乡邻商议:“官怕夷人,我们不怕!”村民们决定联合附近103乡的百姓,共同抗英。他们以“社学”(乡村教育组织,兼具团练功能)为纽带,用“三星旗”为号令,约定“一村有警,各村响应”。乡勇们自备武器:农民带锄头、镰刀,猎户持鸟铳、弓箭,士绅捐出铜锣、旗帜,甚至连妇女儿童都参与进来,负责送饭、传信。
    nbsp农历四月十日(5月30日)清晨,数千名乡勇假装溃败,将英军引诱至三元里北面的牛栏岗。这里丘陵起伏,芦苇丛生,是预设的伏击圈。正午时分,雷雨骤至,英军的燧发枪因受潮无法开火,乡勇们“乘势冲锋,呼声震天”。韦绍光手持长矛刺死英军军官,村民颜浩长斩杀英军少校毕霞。英军被困在泥泞中,“四处逃窜,被乡勇砍杀无数”,直到傍晚,义律率援军赶到,才将残部救出。此役,英军被打死打伤数十人(英方记载“死亡5人,受伤23人”,中方记载“歼敌百余”),被缴获火炮2门、刀枪数百件。
    nbsp次日,广州附近数万乡勇包围了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。义律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,余保纯竟亲赴现场,用“朝廷已议和”为由,强令乡勇解散。村民们怒斥:“官帮夷人,天理何在!”但终究不敢违抗官府,抗英队伍被迫散去。三元里抗英虽未改变战局,却留下了“三元里前声若雷,千众万众同时来”的民谣,彰显了中国民众“不畏强暴、敢于抗争”的精神。
    nbsp《广州和约》签订后,英军退回香港,

第38章 官怯民勇显人心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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