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6章 纵目寻踪：解码蚕丛的千年凝视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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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翻开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那泛黄的书页，一句“有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”，如同穿越两千年的谜题，在历代学者心头萦绕。“纵目”二字，寥寥数笔，却勾勒出古蜀始祖最神秘的轮廓——是眼球向外凸起如柱，还是眼睑纹路纵向延展？是部落图腾的特殊标记，还是先民对自然的独特观察方式？千百年来，人们只能在文字的缝隙中想象这份古蜀浪漫，直到桂圆桥遗址的一抔黄土里，一件陶制人面残片破土而出，那双向上凸起的眼睛，才让“纵目”的传说，第一次有了触摸得到的温度。
    nbsp一、《华阳国志》里的“纵目”谜题：文字中的古蜀记忆
    nbsp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写下“蚕丛纵目”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这四个字会成为后世探索古蜀文明的钥匙。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，《华阳国志》以严谨的笔触记录了巴蜀地区的历史、地理与人文，从蚕丛、柏灌、鱼凫到杜宇、开明，古蜀五王的故事在书中代代相传。而“其目纵，始称王”这句记载，既是对蚕丛外貌的独特描述，更暗藏着古蜀部落权力起源的密码。
    nbsp后世学者对“纵目”的解读，如同在迷雾中探路。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释“纵”为“南北曰纵，东西曰横”，若按字面意思，“纵目”应是眼睛呈纵向排列——可人类生理结构中，双眼本就是横向分布，何来“纵向”之说？这让不少人怀疑，“纵”或许并非指方向，而是“突出”之意。晋代郭璞为《山海经》作注时，曾提到“蜀王蚕丛，其目纵，是谓蜀侯”，并补充“纵目，言其目突出”，这一说法得到了多数后世研究者的认同。
    nbsp但“突出”又该如何界定？是像鱼类的突眼，还是如青蛙般的鼓眼？宋代李石在《续博物志》中试图进一步描绘：“蚕丛氏目纵，盖象北斗之形”，将“纵目”与北斗七星联系起来，认为这是古蜀人对天文的崇拜——北斗七星呈纵向排列，蚕丛的“纵目”或许是模仿星象，象征着“通天神力”。这种解读虽充满浪漫色彩，却缺乏实物佐证，直到近代考古学兴起，人们才开始从地下的文物中，寻找“纵目”的真正模样。
    nbsp其实，《华阳国志》中关于蚕丛的记载，并非只有“纵目”一处。书中还提到“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”，“教民养蚕”，这说明蚕丛部落最初生活在岷江上游的山区，以养蚕为生，是古蜀农业文明的开创者。而“纵目”作为蚕丛最显着的特征被记录下来，必然与部落的生存环境、文化信仰息息相关。或许，在岷江河谷的险峻地形中，“纵目”是生存的需要；或许，在祭祀天地的仪式中，“纵目”是沟通神灵的媒介；又或许，在部落联盟的竞争中，“纵目”是权力的象征。这些猜想，都在等待一件文物的印证。
    nbsp二、桂圆桥遗址的陶片：黄土里的“纵目”初影
    nbsp2009年，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进行发掘时，一件不起眼的陶制人面残片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这片残片仅有巴掌大小，陶土呈红褐色，表面还带着烧制时留下的细微裂纹，大部分面部轮廓已残缺，只剩下右眼及周围的部分——但就是这只残存的眼睛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“纵目”的想象。
    nbsp这只眼睛并非平面刻画，而是从陶片表面向上凸起，呈半弧形，眼窝深邃，瞳孔处被特意刻出一道凹槽，显得格外有神。考古学家用软尺测量后发现，眼睛凸起的高度约0.8厘米，虽然不如后来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夸张，却清晰地呈现出“向上凸起”的特征。更重要的是，桂圆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，恰好与传说中蚕丛部落活动的时期相近，这让不少学者推测：这件陶片，或许就是蚕丛部落“纵目”文化的早期遗存。
    nbsp为了弄清这片陶片的用途，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检测。陶片的质地较为粗糙，表面没有施釉，边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，推测是某个大型陶器的局部——可能是祭祀用的陶鼎腹部，也可能是部落首领的陪葬陶俑面部。而眼睛的凸起部分，是用陶土手工捏塑后，再与主体陶片拼接烧制而成，工艺虽简单，却能看出制作者对“眼睛”的重视：他们没有选择写实的手法，而是刻意夸张了眼睛的凸起形态，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，赋予陶器“看见”的能力。
    nbsp这片陶片出土的地层中，还伴随有大量的炭化稻谷、蚕茧遗迹以及石斧、石镰等农具，这与《华阳国志》中“蚕丛教民养蚕”的记载相印证。由此不难想象：在五千年前的岷江河谷，蚕丛部落的先民们一边在田地里种植稻谷，一边在房前屋后饲养家蚕，他们用粗糙的陶土塑造出带有“纵目”的器物，或许是在祭祀时祈求神灵保佑庄稼丰收、蚕茧满仓；或许是在部落集会时，将“纵目”作为身份的象征，提醒族人不要忘记始祖蚕丛的庇佑。
    nbsp桂圆桥陶片的发现，让“纵目”从文字记载的抽象概念，变成了可触摸的实物形象。它不像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震撼，却更显质朴与真实——那微微凸起的眼睛，或许就是蚕丛部落“纵目”文化的源头，是古蜀先民对始祖形象最原始的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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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三、蚕丛的“纵目”：生存智慧与图腾信仰的交织
    nbsp当我们将桂圆桥陶片的“凸眼”与《华阳国志》的“纵目”记载结合，再放入岷江上游的地理环境中去审视，便会发现“纵目”并非单纯的外貌特征，而是蚕丛部落生存智慧与图腾信仰的结晶。
    nbsp岷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东缘，山高谷深，森林茂密，既有肥沃的河谷平原，也有陡峭的悬崖峭壁。对于以渔猎和农耕为生的蚕丛部落来说，“视力”是生存的关键——在密林中寻找猎物时，需要看清远处的动静；在河谷中观察天象时，需要抬头留意云层的变化；在种植稻谷时，需要分辨作物的生长状况。而“纵目”，或许就是先民对“敏锐视力”的一种视觉化表达：他们将眼睛刻画成向上凸起的形态，象征着“能抬头望远、洞察细微”的能力，是对部落生存技能的赞美与崇拜。
    nbsp这种对“视力”的重视，逐渐演变成了部落的图腾信仰。在原始社会，每个部落都会选择一种自然现象或动植物作为图腾，作为部落的标志和精神寄托。蚕丛部落选择“纵目”作为图腾，一方面是因为“视力”与生存息息相关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将“纵目”与始祖蚕丛的形象绑定——传说中蚕丛“始称王”，带领部落走出蛮荒，先民们便认为蚕丛拥有“超凡的视力”，能看透自然规律、预知祸福，于是将“纵目”作为蚕丛的象征，刻在陶器上、画在岩壁上、纹在脸上，以此表达对始祖的敬畏。
    nbsp考古学家在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、姜维城遗址等与蚕丛部落相关的遗址中，也发现了不少与“眼睛”相关的文物：有的陶罐腹部刻着圆形的眼纹，有的石器表面画着对称的凸眼图案，还有的骨器上钻有小孔，模拟眼睛的形态。这些文物虽然形态各异，却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——“眼睛”在蚕丛部落的文化中，是极为重要的符号。而桂圆桥陶片的“凸眼”，正是这些符号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，它将“纵目”的特征具象化，成为部落身份认同的标志。
    nbsp或许，在蚕丛部落的日常生活中，“纵目”还以纹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脸上。就像许多原始部落会在面部绘制图腾纹饰一样，蚕丛部落的人可能会用矿物颜料在额头和眼部画出向上凸起的线条，模仿“纵目”的形态。这种纹饰不仅是部落成员的标识，还被认为具有“祈福辟邪”的作用——在外出渔猎前，族人会互相绘制纵目纹饰，祈求始祖蚕丛赐予“敏锐的视力”，帮助他们避开危险、捕获猎物；在祭祀仪式上，部落首领脸上的纵目纹饰会更加复杂，象征着他是“纵目图腾的化身”，能与始祖沟通。
    nbsp这种将“生存技能”转化为“图腾信仰”的过程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见路径。对于蚕丛部落来说，“纵目”不再是简单的“眼睛凸起”，而是“生存能力”“部落精神”“始祖信仰”的集合体，是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，凝聚部落力量、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。
    nbsp四、考古学家的解码之路：从文献到实物的求证
    nbsp桂圆桥陶片出土后，考古学家们便开始了对“纵目”密码的系统解码。这条路并不平坦，既要面对文献记载的模糊性，也要处理实物证据的碎片化，每一步都需要严谨的考证与大胆的推测。
    nbsp最早提出“桂圆桥陶片与蚕丛纵目相关”的，是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研究员。他在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桂圆桥遗址的年代与蚕丛部落活动时期相符，陶片上凸起的眼睛，与《华阳国志》中‘蚕丛纵目的记载高度契合，这极有可能是蚕丛文化的早期遗存。”为了验证这一观点，陈德安团队对陶片的陶土成分进行了检测，发现其与岷江上游本地的陶土一致，说明这件陶器是本地制作，而非外来传入，进一步佐证了它与蚕丛部落的关联性。
    nbsp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教授认为，仅凭一件残缺的陶片，还不足以断定“纵目”的形态。他在《古蜀文明的几个关键问题》中写道：“‘纵目的解读需要更多的实物证据，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可能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，不能直接等同于蚕丛的‘纵目。”李伯谦教授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——在原始陶器中，夸张的眼部刻画并不少见，有的是为了装饰，有的是为了模拟动物形象，如何确定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就是“纵目”图腾，而非普通的艺术创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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